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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定有許多方法可以分辨雙胞胎姊妹吧。不過非常遺憾的是我連一樣都不知道。不但長相、聲音、髮型，一切都一樣，而且也沒有任何痣或胎記，我只好舉雙手投降。真是完美無瑕的複製品。不但對某種刺激的反應相同，吃的東西、喝的飲料、唱的歌、睡覺時間、甚至生理期間都一樣。
所謂雙胞胎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真是個超越我想像力之外的問題。但是如果我有雙胞胎兄弟，而我們兩人一切的一切都一樣的話，那我想我一定會陷入可怕的混亂中，或許因為我本身有什麼問題吧？
可是她們兩個卻過著極其安穩的日子，當她們發現我居然無法分清她們兩個的時候，簡直非常的驚訝，甚至非常的憤怒。
「根本就不同嘛！」
我一句話也沒說，只聳聳肩。
她們兩個進到我的屋子裡來以後，到底多少時光流逝了，我也不知道。自從和她們一起生活以來，我內部對時間的感覺，眼看著退化了。那或許正如細胞分裂而增殖中的生物對時間所抱持的感情相同吧。
◇
我和我的朋友在由澀谷往南平台之間的坡道上租了一間大廈中的房子，開了一家以翻譯為業的辦公室。資金是由朋友的父親出的，不過說起來也算不上什麼驚人的金額，除了房子押金之外，只買了三張鋼製辦公桌、十幾本字典、電話，和半打波本威士忌而已。剩下的錢定做了一個鐵製招牌，隨便想個名字刻上去掛在門口，在報上登了廣告之後，兩個人四條腿便架到桌上，一面喝起威士忌，一面等著客人上門，這是七二年春天的事。
經過幾個月下來，我們發現居然挖到了豐富的礦脈，驚人數量的委託翻譯文件湧進我們狹小的辦公室來，而我們以那收入買了冷暖氣機、冰箱，和家庭式酒吧組合。
「我們是成功者了。」朋友這麼說。
我滿足得心都痛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有人對我說這樣動人心絃的話。
朋友負責跟印刷廠交涉，一手包辦所有需要印刷的翻譯文件，連回扣都拿了。我則在外語大學召集了幾個能力高強的學生，讓他們幫忙處理繁雜的初譯稿，還請了一個女職員，把一些雜務、行政和連絡的事交給她，是一位剛從商校畢業，腿長心細的女孩，除了一天要哼上二十次「PENNY LANE」（而且省略一切花腔顫音）之外，實在也沒什麼缺點。朋友還說這調調啊，才對路呢！所以我們付給她相當於一般公司薪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獎金五個月，夏天、冬天另外給假十天。就這樣我們三人各自心滿意足幸福地過著日子。
工作房有２ＤＫ（兩房帶餐廳、廚房），不過很妙的是餐廳兼廚房夾在兩個房間中央。我們用火柴棒抽籤，結果我抽到裡面的一間，朋友佔了前面靠玄關那間，而女孩子則坐在中央的餐廳，一面唱著「PENNY LANE」一面整理帳簿，泡泡威士忌加冰塊，或噴噴蟑螂藥。
我以必要經費買了兩個文件櫥放在書桌兩側，左側放還沒翻譯的，右邊堆翻譯好的。
文件的種類和委託的主人也真是五花八門。從有關於球承軸的耐壓性的「美國科學」記載、一九七二年度全美雞尾酒年鑑、威廉‧史泰隆的隨筆，到安全刮鬍刀的說明書等各式各樣的文件，我把他們夾上「某月某日截止」的標籤，堆積在左邊的桌上，經過一段必要時間的處理之後，移到右邊。而每完成一件，就喝乾一根手指頭寬的威士忌。
沒有一樣需要加以思索的，因為以我們的段數來翻譯就有這個優點，左手拿著硬幣，啪一聲疊到右手上，左手空了，右手留下硬幣，不過是這麼回事。
十點鐘到辦公室，四點離開辦公室。星期六三個人到附近的狄斯可舞廳，一面喝著Ｊ＆Ｂ，一面在聖塔那的樂團伴奏唱片聲中跳舞。
收入還不錯，公司收入之中扣掉辦公室租金、微少的管銷費、女孩子的薪水、工讀生的工資、還有稅金，剩下來的分為十等份，一份當公司的儲蓄，五份他拿、四份我拿。雖然這是一種原始做法，不過在桌上把現金攤開來平分確實是一件開心的作業。令人想起「江湖浪子」中史蒂夫麥昆和愛德華‧羅賓遜玩撲克牌遊戲的一幕。
他拿五、我拿四的分配，倒覺得滿妥當的。經營實務都推給他，而我喝太多威士忌的時候他也從不抱怨地容忍我。何況朋友有一個病弱的妻子、三歲的兒子，和散熱氣故障的ＶＷ車，所以老是抱怨著開銷不夠。
「我也要養兩個雙胞胎女孩。」有一天我試著這樣說，當然他是不會相信的。所以依然還是他拿五，我拿四。
就這樣，我二十五歲前後的季節便如此流過。如同午後日影一般和平的每一天。
「凡經由人手所寫出來的東西，若不能讓人了解則無法存在。」是我們以三色印刷的說明書冠冕堂皇的標題。
半年一次如期來臨的可怕空閒期一到，我們三個人就站在澀谷車站前，無聊透頂地散發這說明書。
◇
到底多少時光溜走了呢？我這樣想。在無止境的沉默中我繼續走著。工作完畢回到公寓，一面喝著雙胞胎泡的香濃咖啡，一面一次又一次地讀著《純粹理性批判》。
有時候，覺得昨天的事像是去年的事，去年的事又覺得像是昨天的事。甚至嚴重的時候，明年的事也覺得像是昨天的事一樣。有時一面翻譯著一九七一年九月號的Esquire（老爺雜誌）上刊載的甘尼士‧泰南的〈波蘭斯基論〉，卻一直想著球軸承的事。
好幾個月，好幾年，我只是獨自一人繼續坐在深水游泳池裡。溫暖的水與柔和的光，然後沉默、然後沉默……
◇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分辨雙胞胎。那就是她們穿的長袖運動衫。完全褪了色的海軍藍襯衫的胸前，印著反白的數字，一個是「２０８」，另一個是「２０９」。「２」在右邊的乳頭上，「８」或「９」則在左邊的乳頭上。「０」正好夾在那中央。
那號碼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在最初那天問她們兩個。她們說什麼也不意味。
「好像是機器的製造號碼吧。」
「你指什麼？」一個問。
「也就是說，像妳們這樣的人有很多，那２０８號和２０９號啊。」
「哪有這回事？」２０９說。
「我們生下來就只有兩個人哪。」２０８說。「而且這運動衫是領來的噢。」
「在哪裡？」我說。
「超級市場的開幕紀念哪，最先到的幾個人可以免費贈送的。」
「我是第２０９個客人哪。」２０９說。
「我是第２０８個客人。」２０８說。
「我們兩個買了三包衛生紙噢。」
「ＯＫ，那麼這樣好了。」我說，「我叫妳２０８，叫妳２０９。這樣就可以分出來了。」我輪流指著她們。
「沒有用啊。」一個說。
「為什麼？」
兩個人默默脫下襯衫，互相交換後又蒙頭套上。
「我是２０８。」２０９說。
「我是２０９。」２０８說。
我嘆了一口氣。
雖然如此我遇到非要區別她們兩人不可的時候，還是不得不依賴號碼。因為除此之外簡直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識別她們。
除了那襯衫之外，兩個人幾乎沒有別的衣服。她們大概是在散步途中，走上人家的房間，就那樣住下來的。而且實際上大概就是這樣。我每次都在一星期開始的時候給她們一點錢，叫她們去買一些必要的東西，可是她們除了必需的食物之外，只會買咖啡和餅乾。
「沒有衣服不是很麻煩嗎？」我試著問道。
「不麻煩哪。」２０８回答。
「我們對衣服沒興趣。」２０９說。
每星期一次她們非常愛惜地在浴室洗那長袖襯衫。我在床上讀著《純粹理性批判》不小心抬起頭，看見兩個人赤裸地在浴室磁磚上並排洗著襯衫的姿態。那時候，我真正覺得自己來到了一個遙遠的地方。不曉得為什麼，自從去年夏天，在游泳池跳板下掉了假牙以來，就經常會有這種感覺。
我工作完畢回來時，朝南的窗邊常常可以看見２０８號和２０９號的襯衫像旗子一樣飄揚著，那時候我眼淚都快掉下來。
◇
為什麼住進我屋子裡來呢？要住到什麼時候呢？首先最主要的妳們到底是什麼？年齡呢？生在哪裡？……我什麼都沒問。她們也什麼都沒說。
我們三個人喝著咖啡，傍晚就到高爾夫球場散步找失落的球。在床上互相調戲喧鬧，每天過著這樣的日子。主要的精釆節目是新聞解說，我每天花一個鐘頭為她們解說新聞。她們兩人真是令人驚訝地什麼都不知道。連緬甸和澳洲都分不清楚。越南分成兩部分正在戰爭這件事也花了三天才算了解。說明尼克森砲擊河內的理由又花了四天。
「你支持哪一邊呢？」２０８問。
「哪一邊？」
「就是南邊跟北邊啦。」２０９說。
「這個嘛，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２０８問。
「因為我不住在越南哪。」
兩個人都對我的答案不以為然。連我自己也難以接受。
「因為想法不同所以打仗對嗎？」２０８又追究。
「也可以這麼說。」
「那就是說有兩種對立的想法囉？」２０８說。
「對呀。不過這地球上有一百二十萬種左右的對立想法噢。不、或許還有更多呢！」
「你是說幾乎跟誰都不能做朋友囉？」２０９說。
「大概吧。」我說：「幾乎跟誰都無法變成朋友。」
那是我一九七○年代的生活模式。杜斯妥也夫斯基預言，而我證實。